鹿港在地刊物｜保鹿月事｜第四期(下)
保鹿月事於2016年5月發行創刊號，以A3雙面黑白印刷方式發行。「保鹿月事」顧名思義就是保鹿一個月內發生的重要事件，裡頭的每一件小事，都是我們親身參與的行動，或是夥伴參與社會的心得，透過文字撰寫「再思考」的過程，我們也不斷反思每一次行動的意義，更希望可以為這個地方帶來一點小小的改變。
文化農夫的豐年祭
文/張敬業
沁涼的晚風吹來，告訴了秋天到來的訊息！一場醉人的慶典，正在鹿港青年的日常生活間釀製著。
2015年的鹿港藝術節｜今秋會，開啟了一場秋日慶典。在鹿港獨有的歷史空間中帶入表演藝術，重新對空間有新的詮釋與想像。除了空間，在地參與所凝聚的認同感，更是藝術節能夠延續至今年的主要原因。今年改名為「今秋藝術節」，是希望這樣因為慶典而產生的地方認同，能夠從鹿港出發連結至更多地方。所以今年的策展，除了延續表演藝術作為人們與地方空間的連結外，更對於公共議題的探討轉化為藝術展演與理念商品的實踐。
開幕音樂會《秋敘龍山》，再度邀請鹿港在地書法團體「書印默成會」與來自雲林的打擊樂團「太日樂集」合作，將龍山寺蘊含的書畫藝術與暮鼓晨鐘的聲響，轉化為當代的跨界演出，為今秋藝術節揭開序幕；由台大城鄉所組成的樂隊「城鄉放送局」與全台語網路電台節目「阿愷之聲」合作演出《凝望1935》，講述著鹿港30年代的絕代風華；百年北管館閣梨春園的傳承弟子「Bobo」，為了延續傳統來到彰化生活，同時也看見彰化在追求發展的同時逐漸消逝的生活軌跡，將這些感觸與影像轉化成創作，製作北管實驗劇場《我願是你的風景》；《食慾金秋》天氣從悶熱難耐的夏日轉入秋天，原本壓抑的食慾也隨著舒適的天氣逐漸解放，落語浪人「戴開成」也將帶來一系列秋天的段子；帶著理想回到故鄉的青年，都是耕耘地方的文化農夫，由「農村武裝青年」領軍一起展開我們的閉幕式《文化農夫的豐年祭》吧！ 除了讓人們與空間重新連結的表演外，理念的實踐也是相當重要的。
《公共藝術》的三個策展是在反思不斷觀光化、商業化的鹿港，帶來了看似發展的經濟榮景，卻忽略了對環境的重視，看見觀光人潮，看不見隨之而來的垃圾與環境髒亂；藝術節期間來到鹿港，除了看表演之外，更不能忘記享受美食囉！同場加映的《友善環境店家地圖》，店家內都備有非一次性使用的餐具，在旅行鹿港期間也請盡量到這些店家用餐，減少對環境的傷害。
與手工訂製襯衫品牌「參先生」合作的《剩布計畫》，是透過收集舊衣物與號召社區媽媽的集體化生產，將其再製後成為藝術節之理念商品，在藝術節購買到的提袋不只是支持藝術節的營運，更是支持跨世代的集體生產，以及反思過度浪費的快速生產；《公共食堂》不只是一起用餐，更是一種重建社區共同體的行動，有人烹煮、有人準備餐桌、有人打點飯後的環境整理，透過吃飯讓集體產生連結。
這些參與行動不只是理念，更是在找回追求發展之後逐漸消逝的集體生活。 今秋藝術節沒有絢爛的煙火、也沒有天團加持，有得只是集體共創共享的在地文化，今年秋天跟我們一起來場「文化農夫的豐年祭」吧！
進步思維下的蒙蔽：談大溝頂擋拆運動
文/王麒愷
我們會如何看待自己所居住的城市：舊有的街道、建築物、市場、甚至是無形的物價？隨著工業科技的發展，交通工具逐漸普及化與私有化，讓機車、汽車以及能夠乘載更多人的遊覽車改變了城市到鄉鎮的移動方式，原有的街道此刻顯得狹隘，於是透過拓寬讓大型交通工具得以暢行，如此讓觀光資本得以快速流動，緊接著也讓原有的建築物顯得老朽、傳統市場顯得雜亂，看似勢在必行的都市更新蠢蠢欲動，地方的房地產價出現了史上新高，這僅是鄉鎮「城市化」過程的前哨，人們逐漸感受到在地方生活的張力與壓力，地方傳產的凋零、新興連鎖店的進駐、旅外的青年逐漸能在家鄉找到來自城市的鄉愁..，行文至此，我們必須問：「看似進步的地方發展，是否有什麼東西消逝了？」
七月十八日，大溝頂自救會透過臉書發起的旗山太平商場－大溝頂老街擋拆行動，讓全台各地關注居住正義的朋友於此聚集守夜，透過音樂會、短講與裝置藝術等行動，向高雄市政府提出反對開發的訴求。 為何反對開發？我們首先要質疑的是這究竟是給誰的都市更新。大溝頂老街過去作為官方再興旗山經濟的政策，由鄉公所出地、民眾出資，在二號排水溝上興建了這條商街，如今成為高雄市觀光重地的旗山，市府卻打著都市更新之名要求大溝頂居民遷離，然而周遭早已陸續興建起新建案，市府罔顧居民的居住權、老街的歷史與文化，大溝頂擋拆可說是群眾對於當今進步開發派政府的反抗行動。
大溝頂的在地居民協同全台各地前來聲援的朋友一齊守夜，這是個不安寧的夜晚，深夜仍有大批夥伴研討明日開如何抵擋前來查估的警察，湊巧的是，這天也是苗栗大埔張藥房讓苗栗縣政府搶拆的三週年之日。大溝頂擋拆事件仍舊緊扣一個時代性的價值選擇問題：面對過去的歷史文化、生活空間與街道紋理、甚至是世世代代居住於此的人們，究竟「都市更新」是要來改善在地的生活？或者是要改變在地的生活？
改變家鄉：從培力100個公民記者開始
文/蔣銀珊
全世界第一位被稱為公民記者的是一位美國的部落客Drudge，他在個人網站上揭露了柯林頓的性醜聞事件，透過網路迅速的將資訊傳播出去，這件事的後續效應遠遠比傳統媒體影響還大，使得他獲得全球首位公民記者（Citizen Journalist）的稱號。
早在沒有網路的時代，也有公民記者存在，他們是自由撰稿人，同樣不隸屬於任何媒體，報導的事物，通常與自身領域或是周遭生活有著強烈的關聯性，他們的自主性更高，其影響性反而不比傳統媒體低。七月中旬，筆者和幾個在彰化從事公共議題參與的朋友，舉辦了公民記者培訓營。辦理培訓營是因為六月初發起彰化議會透明化的記者會後所萌生的想法。我們期待透過議會監督，讓更多人開始關注公共議題，然而實踐的過程中需要有方法，問題還是回歸如何監督。
這幾年拜社群平台蓬勃發展，傳播疆界慢慢被打破，只要具備相關能力和技術，每個人都有能力成為公民記者，而監督則可以透過培力更多公民記者開始。在台灣，我們對於公民記者的界定仍舊很模糊，但我認為公民記者是一種地產地銷的概念，可以從每一位公民記者報導的議題類型和地區性作區隔，他有別於一般地方記者在報導路線是以地區性劃分。報導本身就是一種社會參與，從自身的生活經驗出發，探究公共議題、揭露公共問題，成為社會進步的動能。
在培訓營結束後，我認為兩天的訓練，不是讓學員成為一個公民記者，而是開始回到生活去實踐「公民記者」。
